巩俐蜕下“金甲”做女人

VOGUE时尚网(上海)

巩俐是一道“分界线”。

无论对于“第四代”与“第五代”的划分，还是从“本土意识”到“走向国际”的路数……她皆在中国电影关闭了身后一扇门的同时，开启了另外一扇。

自电影《红高粱》被全世界认同的那一刻起，“巩俐”这两个字，也一并制造出了一个历久弥新的“审美标准”  属于西方权威意识眼中的  “东方女性美”。

只是，这种“东方女性美”在巩俐看来，不啻于闪光灯下那迷惑人心的“黄金甲”，而她，这位“万有”的“金甲皇后”，却宁可卸下周身的重量，做回一个简单而真实的女人。

巩俐简单真实做女人

放下不必承受之重，做回一个简单而真实的“女人”。

时间从二十世纪80 年代末，转角而至二十一世纪。

物是人非。

在外国媒体的可见范围之内，巩俐被喻为“在时间长河中，唯一一个尚活跃银幕之上的中国巨星，堪比已逝去的李小龙。”

安东尼奥尼曾说：“时间本身是一种疾病……不断地在无法挽回的过去与没有出路的未来之间发生撕裂。”诸多相似的时间却积累成了“时代”。

起初并不是电影最好的时光，不无深沉的文学气味弥漫着整个悲情的时代，她自然也被赋予了某种无法解脱的苦闷，不必获得同类的理解，惟期望以此打动猎奇者的目光。之后，悲观者一去不再复返，众多狂欢狂喜选择以影像的方式直白传诵。她成了初桃，大喜大嫉之后，一把火亲手烧掉了自己的整桩过去，高高举起一只手，走入茫茫不知去向的迷雾之中；亦是毒枭的情妇，衣着线条刚硬的中性西装，男人的大脑，女人的身段，毫不含糊地踏入了危险与激情的漩涡……挖地三尺，再扬土三丈。

相比当年，如今，巩俐的角色与生活之中，拥有着一种“卸下”重量的姿态：既放下了一种本该属于历史的沉重，又释怀了女性担当太多的感情之重。

大起大落之后，毁掉一切，重头开始。

这是一个“女性”的崛起，未曾使用诸如“巨星”、“影后”之类的冠名。并非巩俐与之匹配不起，而是逾越了20年的光景，一切从无到有，若再用一些流俗的词汇和处世哲学加冕于她，难免显得有些捉襟见肘。

因此，放下不必承受之重，做回一个简单而真实的“女人”。只是，当一切回到了最本原的姿势与概念，却恰恰也是最具有包容性与生命力的状态。

凭借《秋菊打官司》获得第49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演员，蜕下倔犟村姑的乡土装扮，巩俐一身中式旗袍，出现在了颁奖现场，对于那个用词保守的时代，国内传媒亦使用了“惊艳全场”的表达方式。

自此，她成为了法国政府颁发的“艺术文化军官”勋章获得者，被称为“今日中国文化的象征以及代表东方美的永恒标准”。

2000年柏林电影节上，巩俐担任评审团主席，章子怡的银幕处女作《我的父亲母亲》捧得银熊，著名制片人张伟平称之为  “两代‘谋女郎’在柏林电影节完成了交接”。只是，彼年彼时，张艺谋为此片四处奔波挑选主角，直到还是中戏大三年级的“招娣”扬光出鞘，举国上下却言之凿凿：其音容笑貌竟似尽了“九儿”的眉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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